水資源的匱乏是中國不爭的現實，中國目前是全球13個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2100立方米左右，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而在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的城鎮化過程中，城市所面臨的水危機日益凸顯，以北京為例，國際極度缺水標準是人均水資源量5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危及人類生存生活底線的災難性標準，而北京人均水資源量則不到100立方米，其水平甚至不及全國平均值的1/20。
面對如此困境，中國政府曾通過跨區域調水工程調節水資源的分布，以及通過流域、湖泊水體的治理緩解水資源質量的惡化。但與此同時，對于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卻始終沒有得到公眾足夠的關心。
“水效”，即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效率問題不僅對于普通公眾來講相對陌生，即使是目前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中，“水效”一詞也少有使用。
2014年10月16日，一場以提高“水效”為核心議題的研討會——“中國—丹麥城市水效與可持續發展研討會”在無錫舉行，與會者共同探討如何通過提高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效率化解目前中國，特別是城市所面臨的水資源的供求矛盾。值得一提的是，除去中國和丹麥兩國政府官員與學者的參與，此次研討會還吸引了多家丹麥企業。
到底什么是“水效”？來自丹麥的與會者，特別是丹麥企業可以為提高“水效”提供哪些“丹麥經驗”？而“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丹麥企業又可以從中覓得哪些“商機”？
我國2011年供水漏損總量為66.8億立方米
相比于公眾對于“水效”的陌生，另一個與之含義相近的概念，“能效”（能源效率）卻已是進入中國多年，社會各界也已接受其作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
作為自然資源的一種，水資源的利用也包含有利用效率的問題，“水效”可以被定義為“一定數量的水投入帶來的有用產出”，其中既包括用水效率，也包括供水效率。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中國城市水效管理》課題報告顯示，我國的用水效率依然較低。2011年，我國城鎮人均生活用水量（含公共用水）為198升/天，法國和英國城市居民人均用水量為172升/天，而德國則僅為144升/天。
如果從工業用水的角度進行對比，在2009年，中國每1萬美元GDP用水量達到1197立方米，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7.3倍、德國的12.3倍。具體到用水量較大的鋼鐵行業，我國最大的鋼鐵廠生產1噸鋼材所使用的水量比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平均水平要多60%左右，而小型企業的用水量則高5倍多。
相比于用水效率，在“水效”這一概念中更容易被人所忽視的其實是“供水效率”，上述課題報告指出，我國城鎮中的給水管道大多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敷設的，由于管網老化、外界因素等的影響，導致我國城市供水管網中的跑、冒、滴、漏現象十分嚴重。
據統計，2011年我國657個城市的供水管網平均漏損率為15.7%，年供水漏損總量為66.8億立方米，其中中部地區供水管網漏損率最高，西部地區最低，而包括北京、河南、湖南等11個省（區、市）的管網漏損率大于16%。
而通過有效的技術手段，控制供水時的漏損率，從而提升供水效率，并進而提高“水效”，這恰恰是丹麥在進行城市“水效”管理的過程中擁有豐富經驗的環節。
丹麥以“智能水表”提升“水效”
丹麥環境部自然署顧問克里斯汀·哈爾德-莫特森向《中國經濟周刊(微博)》介紹，通過控制漏水的技術應用，丹麥每年供水環節水資源的流失率被控制在7%左右，而即使在許多歐洲城市，水資源在傳送系統中流失的水量也大約在20%至40%之間。
供水環節水的流失通常被分為商業流失與實際流失兩種，前者指的是因水表等計費系統的不精確導致消費者用水后沒有繳納水費的情況，而后者則是由于供水管網存在的漏洞導致水資源的物理損失。
而依據丹麥的經驗，在管線的材質、閥門、水泵、水表，以及對管網的監測等看似平常的環節加大技術投入往往可以有效減少水的供應環節水資源的流失現象。
此外，丹華水利環境技術公司總監斯滕·林德伯格還特別強調了準確計算消費者的用水量對于核算流失率，從而對水資源的利用進行更為精細管理的重要性，而在這一過程中水表往往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丹麥卡姆魯普公司的銷售總經理米卡埃爾·漢森向與會者講述了該公司研發的智能水表可以在提高“水效”上發揮的作用。相比于傳統的水表，智能水表在三個方面有了改觀，首先是通過超聲波的原理測量水資源的消耗，提高統計的精確度，這樣會減少甚至消除由水表帶來的水資源流失，特別是商業流失，而更加精確的水表也會驅使用戶的行為模式由“偷水”轉變為“節水”；其次，它可以更為清晰地采集消費者的消費數據，并通過無線傳輸將分散的數據進行集中存儲、分析；另外，教育功能也被加入到智能水表的系統中，通過對消費者的忠告改善其用水行為。
目前這種智能水表正被應用于丹麥格陵蘭島部分居民的家中，通過數據的無線傳輸，它正在幫助當地的水務部門更好地了解居民精確的用水量與用水習慣。
丹麥水治理企業迎中國商機
在2012年，時任丹麥環境大臣的伊達·奧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在“十二五”期間中國政府將在水資源保護方面投資約1.8萬億元人民幣，而“如果丹麥能在其中‘分羹’1%，對于丹麥的經濟增長影響巨大”。
今年9月，丹麥環境大臣克爾斯滕·布羅斯博來華訪問，試圖推進丹麥與中國在能源、環保領域的合作，支持丹麥企業進一步開拓中國市場。布羅斯博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訪問時坦言，過去6年，丹麥環保技術對中國的出口翻了一番。據她透露，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國家是丹麥環保技術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但出口份額仍遠低于歐盟市場平均水平。丹麥希望進一步擴大對這些國家的出口。
在本次研討會期間，與會的丹麥企業代表不斷提及，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丹麥政府啟動的環境綜合治理工程為專注于節能環保產業的丹麥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
在被問到丹麥企業是否在中國感受到了相似的機遇時，作為此次研討會贊助商的格蘭富集團中國區首席執行官劉鴻聰對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復。
而丹麥企業也確實在嘗試將“丹麥經驗”引入中國，劉鴻聰向記者介紹，作為一家專注于水泵以及水泵所用電機研發與生產的企業，格蘭富積極參與了中國變頻電機標準的制定，并在此過程中分享了在歐盟制定標準的經驗。此外，企業還希望通過贊助與水治理領域相關的研討會、課題研究引發社會對相關議題的關注。
在向中國“推銷”新技術的過程中，劉鴻聰感受到了中國政府相比于西方國家的政府其實更愿意接受全新的技術與解決方案，他也在嘗試與中國政府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系。
在過去的6年間，格蘭富在中國的銷售額增長了兩倍，而中國市場在其全球市場的排位中也由第七位攀升到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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