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流域特別是中下游省份，在我國農業生產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長期單純追求產量，帶來的農業污染問題十分嚴重。依靠各種化學投入品的“石化農業”既污染環境，也在逐漸喪失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一些專家和沿江省份干部建議，要從建立監控網絡、理順治理體系、探索生態農業和調整政策導向等入手，在長江流域探索農業發展方式轉型。
農村“遠看綠油油，近看污水流”
記者近期在貴州、湖南、湖北、安徽等沿江省份農村采訪，了解到長江流域各省在為農業生產做出很大貢獻的同時，污染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也十分嚴重。
長江流域大部分地處亞熱帶季風區，光、熱、水、土條件得天獨厚。統計數據顯示，長江流域有耕地約2500萬公頃，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 1/4。流域內農業生產值、糧食產量占全國4成，水稻、棉花、油菜籽、茶葉、水果等作物和家禽家畜生產在全國地位非常突出。
為保證糧食達到高產的目標，眼下我國糧食產區普遍依賴“化肥”與“農藥”兩大“法寶”，這樣的生產模式被稱作是“石化農業”。但是，多地干部群眾告訴記者，如今農村一些地方“遠看綠油油，近看污水流”。溪流河湖有大量漂浮物、懸浮物，要么魚蝦死亡、水草不生，要么水葫蘆、“革命草”瘋長。在一些地方，水污染有50%“貢獻率”來自農業。
貴州省一位農業部門官員說，全國各地都有烏江魚館。由于市場需求量大，貴州這些年網箱養魚遍地開花，投料、投肥、投藥造成嚴重的水體富營養化，如今正嚴令幾十個縣按照1000畝自然水面只能養1畝網箱的標準，拆除超量養殖。
安徽、湖南、湖北一些環保部門干部介紹，水稻產區每年夏季“雙搶”和秋收季節，稻田焚燒秸稈都能引發霧霾。有地方農民焚燒秸稈能導致PM2.5從70多猛地飆升到了500多，連高速公路都可能被迫關閉。
長江中下游各省多是生豬主產區，但養一頭豬的排放，超過7個人總和。在長江中游地區一些養豬大村，豬糞橫流，地下水也變得又混又臭，井水泡茶茶湯會很快變色，讓人很惡心。在一些使用豬糞搞網箱養殖或高密度養殖的魚塘和水庫，水域成了大糞坑，養出來的魚當地人根本不敢吃。
此外，長江流域農業大省禽畜尸體污染也很嚴重。據統計，一個農業大省每年死亡牲畜和家禽數量驚人。大量動物尸體主要靠簡陋的“化尸池”堆埋，在農村埋下了很多“生態定時炸彈”。
專家研究發現，如今長江流域依靠石化投入品發展“化學農業”的特征十分明顯。如偏施氮肥導致植物體內硝酸鹽含量增加、土壤物理性質惡化、水體富營養化，而濫用劣質磷肥則會帶來砷、鎘、氟、汞、鉛、三氯乙醛等污染。
相關權威研究顯示，即使在長江流域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比較領先的省份如江西也存在氮氧化物排放優化、化肥施用合理化進展不大、農藥施用合理化有倒退苗頭等問題。而湖南、四川、云南等，這些方面指標多表現得更不理想。其中，湖南湘江流域從1956年前后農業領域開始施用農藥以來，目前湘江流域每年施用農藥4萬噸、化肥220萬噸，殘留的農藥和化肥成分，很多經雨水沖刷帶入徑流、匯入湘江。其他省份如貴州、湖北、重慶等，這些方面也多為“短板”。
“我們到底是要‘以人為本’還是‘以農為本’？”很多地方環保專家、農村干部和群眾對這個問題異常困惑。
市場逐利導致“石化農業”泛濫
有專家分析認為，市場“無形之手”促動農業生產者大量使用化肥、農藥、農膜等追求利益最大化，對生態環境、農產品質量安全、公眾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
在南洞庭湖平原沅江市，當地一些種糧大戶介紹，化肥使用能帶來約4成的種植業增產，使用農藥與不使用農藥，前者比后者一般要增產3成左右。農民每使用1元的農藥，帶來的增收效應為8至16元。
長江流域一個農業大省一位干部告訴記者，這個省每年化肥消費量高達400多萬噸，幾乎離開了化肥就沒有農林牧漁業。
相關研究顯示，1980年以來至2012年，我國化肥使用量一直保持上升趨勢，目前已經接近7000萬噸水平。另有研究顯示，從1991年至今的20多年間，我國農藥用量基本保持著增長態勢，總量已達到180萬噸左右的水平。
管理導向對于農業污染問題也起到了催化作用。湖南一位畜牧獸醫水產部門專家告訴記者，我國沒有一部農業污染防治的立法，相關法規散見于其他法律之中，很多法規粗放、抽象，針對性不強、強制力不夠、操作性不佳。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農業污染防治投入微乎其微，農業環境訴訟案件在拘留、起訴、判決等環節都存在寬縱。導致民眾失去了依法依規解決農業污染問題的信心，種養業者也很難樹立綠色生產的概念。
還有一些農業部門專家告訴記者，長江流域很多地方各部門對農業污染管理存在很大隨機性、隨意性且缺乏協調，一些地方農業污染治理還基本停留在發文件、提口號、做“盆景”的層面。這導致長江流域農業污染管控近些年雖有局部進展，但總體上尚未取得決定性成效。
綜合施策打破困局
業內建議，要打破“石化農業”污染環境的困局，迫切需要從監管網絡、治理體系、政策導向等方面綜合施策。
首先，建立監控網絡。有專家認為，在長江流域農業生產大省率先建立農業環境容量與影響評價體系，選取山丘區、平湖區、城郊區三大典型區，以若干重點農業產業體系為對象，以縣市區為單位設置農業環境監測網絡，監測農業環境指標動態變化、構建監測數據庫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評價模型、建立預警體系與標準。
其次，理順治理體系。還有研究則建議，借鑒美國、歐盟和日本經驗，構建一個縱橫交錯、剛柔相濟、全面系統的農業污染管控體系：縱向體系是通過法律和行政措施加以管控，國家在農業領域行使環境強制管理的職權。橫向體系是通過經濟激勵（包括稅收和補貼）、技術引導（包括測土配方施肥、無公害農藥及可降解農膜推廣等）和資金杠桿（如押金返還、鼓勵生物治蟲、發展秸稈回收等），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控制污染；吸收公眾參與避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即在農業領域要確立公民環境權和公眾參與權的法律保障，切實發揮公眾參與的功能與作用。
再次，調整政策導向。長江中游地區一個地級市主管農業的負責人建議，國家和各省在長江流域運用生態系統的生物共生和物質循環再生原理重新科學規劃農業產業布局。在此基礎上改變“獎勵農業生產不獎勵農業環保”的政策，制定并公示合適的補貼額度，引導投資人在適養區、適種區生產，項目建設的環保設施經過了審查驗收才兌現補貼。此外，在地方政績考核中剔除引發追求產量沖動的要求，轉而對減少化肥農藥、推廣生物農藥和配方施肥等農業化學投入物的用量給予“加分”。同時考慮取消財政養殖大縣獎勵、能繁母豬獎勵等項目，將資金歸集起來重點引導和鼓勵農業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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