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務PPP模式并非簡單的合資模式，更像一樁婚姻，如果不做到多贏的結果，勢必將給PPP模式帶來巨大風險，雙方信用、規范操作、嚴格論證以及公平地位等都是這場婚姻中需要考量的核心要素。
5月27日，云南水務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云南水務”）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首日收盤價7.25港元，募集金額15.1億港元。按照云南水務第二大股東北京碧水源公司的表述，這是中國混合所有制和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下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云南水務成立于2011 年，成立之初即采用PPP模式，由碧水源出資49%，云南水務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以股權等非貨幣出資占比51%。經過一系列增資、股權轉讓后，云南水務注冊資本由6億元增至7.88億元，碧水源所持股權稀釋至33.23%。發展至今，云南水務在云南省的供排水市場占有率排名第一，并將業務拓展至新疆、山東、江蘇及貴州等省區，在全國擁有92個水務項目。
碧水源將云南水務項目的模式稱為“云水模式”，即民營水務公司與地方國有水務公司成立合資公司，以開拓某一區域內的水務市場。其中，民營水務公司提供技術、產品和資金，地方國有水務公司主要提供當地的市場機會，這一模式有利于民營公司打破地方的基礎設施壟斷格局。
除碧水源公司外，萬邦達等業內其他公司也在踐行水務PPP項目模式的創新，并積極跑馬圈地。新一輪水務PPP熱潮已至，就如何抓住機遇，多位被訪者認為，需要吸取此前數十年的經驗教訓，雙方信用、規范操作、嚴格論證以及公平地位等都是水務PPP成功的關鍵要素。
PPP模式并非簡單的合資模式，更像一樁婚姻，如果不做到多贏的結果，勢必將給PPP模式帶來巨大風險。碧水源董事長文劍平認為，在此輪PPP的大潮中，應更加明確社會資本的民營屬性、雙方股權比例和PPP項目類型等。
“云水模式”探水務PPP新路
“云水模式”的意義不僅限于打破地方壟斷，事實上，通過一系列的激勵機制，碧水源實現了公司增值、擴大資金來源以及個人財富的增值。
據悉，碧水源在開拓地方市場時，大多以成立子公司的形式與當地國有企業建立合資公司，合資公司中既有碧水源的股份，其管理人員又以自然人身份持股，待合資公司上市時，不僅實現了碧水源的“連續上市”，還實現了個人的財富增值，這一模式為碧水源公司及其管理人員提供了持續前進的動力。
以云南水務上市為例，截至2015年3月31日，碧水源十大股東中有六位自然人股東，分別為文劍平、劉振國、何愿平、陳亦力、梁輝、周念云；在云南水務的股東中，也特意設立了30名管理層股東，持有股份數3185萬，占已發行股本3.69%，以上市當日募集15.1億港元計算，30名管理層股東持有的股份價值約5600萬元。
碧水源在云南水務上市中實現投資增值11億元，其2011年投資云南水務6億元，現市值達到17億元。而對于民營水務公司碧水源來說，除收獲投資收益，更重要的是實現了從輸出產品到輸出管理再到輸出資本的轉換，通過資本市場實現了資本流通的閉環。
近年來，碧水源正在全國范圍內跑馬圈地，迅速復制“云水模式”。“截至目前，碧水源已陸續在國內建立了20多家類似云南水務的PPP合資企業。合作建設的污水資源化工程規模已累計超過1000萬噸/日。”碧水源公司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
碧水源提供給21世紀經濟報道的材料顯示，2013年10月，碧水源以增發方式入股武漢控股，成為其第二大股東，共同拓展武漢地區乃至華中地區的污水處理市場；2014年7月，碧水源與武漢控股又組建了合資公司，合作一年來武漢控股市值提升了一倍以上。
2015年5月15日，碧水源與溫州市簽訂合作意向協議，擬未來3-5年投資500億元助推溫州“五水共治”。
根據協議，碧水源將對溫州市“五水共治”環境治理項目進行投資建設，在污水處理高標準排放、農村供水和污水處理、城區集中式自來水深度處理、家用凈水器開發與推廣、河道整治及水環境質量改善、雨水收集與再利用、污泥集中處置與資源化、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與資源化利用等方面。同時，碧水源計劃未來2年內在溫州投資建立膜生產基地和技術研發機構，進而逐步輻射到整個浙江及周邊省市，強化其在長三角區域的市場份額。
政策加碼助推新一輪水務PPP熱潮
自2014年以來，國家密集出臺政策推廣PPP模式，力度空前。
2015年4月14日，財政部發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指引》，旨在規范PPP項目財政支出管理，防控財政風險，有利于保障優質PPP項目的財政支付；2015年4月21日，六部委發布《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為PPP模式提供了統一的制度規范；2015年4月27日，財政部和環保部聯合印發《關于推進水污染防治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實施意見》，對水污染防治領域的PPP項目操作流程作出明確規范。
多家券商預測，此輪PPP將掀起水務投資的盛宴。
由于中國多年的經濟增長及城鎮化速度加快，公共基礎設施的改造和建設，尤其是水務行業已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據安永測算，截至2013年底，中國污水處理量為445億噸，供水量641億噸，到2018年，這兩個數字將攀升至674億噸和724億噸，復合年增長率分別為8.7%和2.4%，僅憑地方政府的投資不足以滿足水務建設的巨大需求。
水務PPP有望實現爆發的另一原因來自環境改善需求，2015年1月和4月，《新環保法》和“水十條”分別正式實施。
而數十年的經驗也為水務PPP的實施奠定了基礎。
據北京市君澤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靳林明向21世紀經濟報道介紹，“中國的PPP始于上世紀90年代，以水務、發電廠、公路為主，發展至2004年，隨著建設部頒發文件，中國的PPP進入一輪高潮，直至2008年4萬億投資，進入萎縮期。”
在此期間，水務PPP項目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其中不乏成功案例，如上海竹園污水一廠、重慶水務、長沙水務、深圳水務等項目。
雖然靳林明并不像券商研究機構那樣看好此輪PPP，但他也承認，以水務為代表的環保項目會受益更多，“各地政府會借著這股東風，釋放出不少項目。”
與歷史上的前兩次PPP熱潮相比，多位資深人士也更加看好此輪PPP的前景，廣州市天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趙旭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雖然此輪PPP主要從財政壓力角度考慮多一點，但其是在吸收此前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推出的，更加規范、謹慎和細化。”
水務PPP成功的關鍵因素
碧水源“云水模式”的建立并非一帆風順，事實上，在實施水務PPP的過程中，碧水源同樣存在失敗教訓。
“盡管碧水源是我國開展PPP模式最早的公司之一，目前已擁有二十多家PPP模式合資公司，但PPP模式并非簡單的合資模式，更像一樁婚姻，如果不做到多贏的結果，勢必將給PPP模式帶來巨大風險，碧水源在過去的合作中有過類似教訓。”碧水源在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中表示。
在總結水務PPP的失敗原因時，“商業利益、信任程度、行事方式等是關系成敗的深層次原因。”靳林明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很多表面上的原因都緣于這幾個深層次問題。
在實際操作層面，“不規范、不謹慎、不公平、不經嚴格論證就匆匆上馬的項目存在極大的隱患。”趙旭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
北京賽諾水務公司副總裁張松建給21世紀經濟報道舉例，“天津曹妃甸海水淡化項目由北控水務、挪威阿科凌、管委會三家合作建設，水源來自海水和陡河水庫。但曹妃甸工業區的規模沒有達到預期，只是用陡河水庫的水就已足夠，致使海水淡化BOT項目，至今閑置。”而政府的信用和支付能力或許是PPP項目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趙旭坦言：“對此，民營資本沒有更好辦法預防。”
“在實際履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因政治原因拒絕價格調整到位，以及政府財力不足，購買責任無法保障的現象。”趙旭說。
成功的水務PPP好比一場曠日持久的婚姻，21世紀經濟報道綜合多位被訪者的觀點，成功的水務PPP至少應滿足如下條件：“政府參與者有清醒的認識，進行嚴格論證；項目啟動前的談判歷時較長，并在此過程中建立信任；有專業的機構作為支撐；既重市場準入，又重事后監管；以及政府與民營資本的公平。”
對待起始于2014年的新一輪PPP，碧水源董事長文劍平希望在以下幾點實現改進：“首先，混合所有制不是國有跟國有混合，那樣會強化壟斷，強化惰性，混合所有制必須規定是民營跟國有混合；第二，是股權比例的問題，必須明確混合所有制股權比例；第三，必須指出對某些項目必須搞PPP，或者說必須實行混合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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