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千里湘江，養育著沿岸4000多萬人口，承載著千年湖湘文化，貢獻著湖南四分之三的GDP。
然而，半個多世紀以來，湘江流域布局的不少重化工業，讓湖南“母親河”一度成為全國重金屬污染最嚴重的河流！
湘江之殤，刺穿千年歷史，刺痛無數人的神經。
為還“母親河”一江碧水，歷屆湖南省委、省政府一棒接一棒鍥而不舍地開展湘江治污。隨著“碧水湘江千里行動”列為湖南省政府“一號重點工程”，一系列舉措相繼出臺，鍥而不舍，負重前行……
大美湘江，在大力整治中逐漸回歸本色。
湘江之殤
面對歷史抉擇該怎么辦
歷史的鏡頭推移到100多年前。湘中一處名為“錫礦山”的地方，機器轟鳴、人聲鼎沸。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國第一家銻廠——積善煉銻廠開業。一個多世紀以來，這里累計產銻約占全國三分之一、占世界四分之一，“世界銻都”的美譽由此鵲起。
然而，光環背后卻是污染隱患。100多年后，錫礦山卻以另外一個“標簽”廣為人知——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主戰場。
“2009年前后，在錫礦山一個山頭上，就分布有96家小冶煉廠，遠遠看去千瘡百孔。”參與整治的湖南省環保廳副廳長謝立想起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湖南是“有色金屬之鄉”，原湖南鐵合金廠，位于湘江流域湘鄉市，是當年為配套我國第一臺航空發動機而建設，曾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然而該廠從1966年開始堆放鉻渣，重金屬滲入地下，污染了工廠周邊的地下水。隨著污染不斷加重，湘鄉城區供水水源被迫改變，老百姓怨聲四起。
1966年，湘江首度監測出鉻、鉛、錳、鋅、砷等重金屬。至20世紀90年代，湘江總體水質呈惡化趨勢，重金屬污染尤為突出。
隨后，一系列“血鉛”超標事件和頗受關注的“鎘米”風波，都使湘江的重金屬污染治理話題顯得格外沉重。
“為了防止重金屬污染事件再度發生，我們24小時有人值守，連過年都不敢休息。”株洲市環保局負責人回想起多年前的污染事件時，仍心有余悸。
2006年1月4日，株洲市清水塘工業區霞灣港清淤治理工程施工中，含重金屬淤泥被翻動后防護措施又沒有做到位，致使大量含鎘廢水直排湘江，下游湘潭、長沙自來水水源受到污染，釀成了全國關注的污染事件。
同年9月，湘江下游岳陽縣飲用水源因化工企業污水排放受到砷化合物污染，縣城8萬多居民飲水困難，當地政府被迫用汽車運送飲用水，危機才得以化解。
面對觸目驚心的污染，面對老百姓的死亡威脅，怎么辦？
湖南省決策者清醒地意識到，湘江污染必須重拳出擊，鐵腕整治！
然而，要想徹底整治湘江，何其難也！不同政績觀的碰撞，各種利益主體的博弈，從湘江治污的一開始就如影隨形。
湘江流域污染涉及幾百萬人的飲水安全，土壤重金屬超標涉及食品安全，將這些“老底子”公之于眾，會不會出亂子？別的地方也有污染，湖南這樣自揭家丑，會不會自討苦吃？湖南是欠發達地區，為了治理環境大量關停企業，影響發展，是不是“窮人辦富人事”？
面對種種壓力，湖南決策者最終做出了歷史性的抉擇——壯士斷腕，刮骨療毒！
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徐守盛告誡廣大干部：“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關系全省民生和發展穩定，要算好政治、經濟、民生賬，要在我們手里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湘江之治
湖南決策中責任到底有多重
發展經濟是做加法，治理污染是做減法。任何時候，做“加法”皆大歡喜；而做“減法”就會得罪人，會有各種阻力，甚至有反撲。
然而，湖南的決策者們沒有猶豫。2013年，湖南省決定實施湘江治理和保護“三年行動計劃”，并將其列為省政府“一號重點工程”。
實際上，2007年以來，湖南加大了湘江治理步伐。2008年，啟動了為期3年的“碧水湘江千里行動”，提出打造“東方萊茵河”。
新的機遇始于2011年。國務院批準《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湘江作為唯一的流域綜合治理示范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根據方案，湘江重金屬治理規劃項目927個，總投資595億元，計劃5年完成。
2013年，湘江治污的歷史責任，落在湖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杜家毫的肩頭。
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擔憂：“湘江污染的一點點消息都讓我很揪心，甚至有大噸位船舶下水，我都擔心會不會吃水太深，攪動底泥中的重金屬。”
“‘十二五’快到了收官之年，我們一定要確保在剩下的時間里，扭轉湘江污染趨勢，不負國家重視支持和全省人民的期望。”杜家毫說。
政府治污、公眾治污、法律治污、科技治污……為了治理“母親河”，湖南幾乎動用了所有的力量。
在政府層面，湖南省政府專門成立了“湘江保護協調委員會”和“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委員會”，杜家毫擔任負責人，協調湘江流域八市的數十個縣、省直數十個部門，形成全流域治污一盤棋。根據湘江污染實際，湖南確定了湘潭竹埠港、株洲清水塘、婁底冷水江、衡陽水口山、郴州三十六灣等五大“主戰場”，將治理任務分解至各市縣。
“湘江治污不是環保部門一家的事，治理任務分解到地方政府，并明確地方政府主要領導為責任人，這意味著如果完不成任務，地方政府和市長將在考核中被‘一票否決’。”湖南省環保廳廳長劉堯臣的話，一語中的。
湖南還明確每個治污區域由一家省直部門牽頭，分類指導，對癥下藥。比如，湖南省水利廳對口治理三十六灣地區，在與郴州市協商后，從解決礦區源頭污染整治的關鍵性難題入手，推行農村安全飲水和農田重金屬污染治理等工作。
“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為了強化政府責任，強力問責機制正在建立。一旦發生重大環境問題，相關責任人將被追責，嚴重者甚至會被追究法律責任。
公眾層面，為了形成更廣泛的社會監督，湖南主動加強官方與民間環保人士的聯動，公開向社會招募200名湘江“綠色衛士”。
2011年9月17日，一張湘江湘潭段重化工區排放紅色污水的照片被“湘潭矛戈”拍攝并發到網上，立即引起公眾的關注，引起當地環保局的關注，造成污染的顏料化工廠被責令關停。“湘潭矛戈”的真名叫毛建偉，從2008年開始自發暗訪監督湘江的污染狀況。湘江流域像他這樣的志愿者多達數百人。
從法律層面完善湘江保護機制的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2013年4月1日，《湖南省湘江保護條例》正式實施，成為我國第一部江河流域保護的綜合性地方法規。
科技支撐湘江重金屬治理的步伐亦在加快。一系列水污染治理、土壤修復、廢渣處置等技術被攻破、運用。在湘江治理帶動下，一批環保企業興起，湖南環保產業產值超千億元。
“湘江治理工作前所未有，治理成效前所未有，老百姓關注度前所未有。”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陳肇雄不無感慨地說。
湘江之變
改變的究竟是什么
“從前年冬天開始，碧波蕩漾的湘江又回來了。現在我們老街坊常在沿江風光帶唱唱歌、跳跳舞，非常愜意。”一直居住在湘江河畔的長沙市民李建國說。
經環保部核定，至2013年底，湘江干流水質連續兩年為優，水質中汞、鎘、鉛、砷、鉻的污染濃度分別比2010年下降了33.3%、22.2%、42.9%、58.3%和28.6%,因重金屬污染引發的環境事件逐年減少。
湖南省環保廳的最新信息：今年1-11月，湘江干流18個斷面的鎘、汞、砷、鉛和六價鉻濃度均達到《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的Ⅱ類標準，部分達到Ⅰ類標準，與去年同期相比，鎘、砷和鉛濃度均值明顯下降，汞和六價鉻均值保持穩定。
大美湘江，在大力整治中逐漸回歸本色。
郴州，中國重點產煤區和“有色金屬之鄉”，獲得首批創建生態文明典范城市。
株洲，從全國“十大污染城市”變成“國家衛生城市”，從黑乎乎、灰蒙蒙的城市，變成了綠油油、水靈靈的城市。
長沙，魚翔淺底、鷹擊長空，多次上榜“中國最宜居城市”。
岳陽，飲水干凈、生態優良，被譽為一座可以“深呼吸”的城市！
變化在水里，行動在岸上。
根據“一號重點工程”計劃，湘江干流兩岸500米范圍內屬禁養區域，現有規模養殖場限期退出，目前退出工作已完成60%。
2010年以來，湘江流域淘汰關閉878家涉重金屬企業。通過開展湘江兩岸工業污染場地、遺留廢渣、企業環保設施改造、城鎮污水截流等重點問題治理，2013年以來共實施重點治理項目1422個。
在竹埠港、清水塘等歷史遺留問題多、環境安全隱患大的老工業基地，啟動了工業企業整體搬遷。
6月30日，在株洲清水塘地區的旗濱集團生產車間，工人們依依不舍地把兩條生產線的玻璃冷卻水放掉，兩天后，最后一條生產線也停產。清水塘綠色搬遷由此啟動。
9月29日，湘潭竹埠港工業區，最后兩家化工企業主動關停，竹埠港工業區走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里程。
繁華落盡，洗盡鉛華，中國經濟正在適應“新常態”。湘江之變，改變的究竟是什么？
思想，理念；責任感，政績觀！
“老百姓并不太關心GDP,而是關注水土氣！”用湖南省委常委、長株潭“兩型”工委書記張文雄的理解來說，“如果連湘江污染都治理不好，老百姓喝不上潔凈的水、呼吸不上清新的空氣、吃不上放心的食品，還談什么‘兩型’社會建設，還談什么生態文明改革？”
2007年，長株潭城市群獲批“兩型社會”（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試驗區以來，湘江治污即為這項試驗最厚重的一疊考卷。
今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湖南以“兩型”試驗為契機，在全國率先破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湘江治污，雖難畢其功于一役，卻已彰顯出當代湖南人“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勇氣、責任與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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