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不同于地表水，被喻為人類的“生命水”。一旦遭受污染，治理相當麻煩，甚至要花上百年的時間來處理。自去年山東濰坊地下水污染、華北55家企業利用滲井排污等事件曝光以來，相關部門嚴查違法排污企業，一批違法企業被關停。排污企業雖然關停了，但地下水污染治理卻需要大量時間和巨額的資金，被污染的地下水仍然對一些地區群眾的生活造成了影響。
河南省周口市川匯區李莊村數百戶村民，近幾年來一直從距離村莊數公里遠的地方拉水吃，原因是他們村莊下面的地下水受污染了。村民徐征（化名）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原來我們都是吃村莊下面的地下水，但是自從幾年前村東側建起了化工廠之后，村里的井水就不能吃了，不僅有怪味兒，打上來的水有時還飄浮著油脂。“村民就開始到幾公里外的一個單位去拉水吃，那家單位有深水井”。
工廠關停污染遺留
不久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接到舉報，反映稱河南省周口市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違規排放加工生產酸化油的高酸廢水。舉報者說：“該企業白天關門，晚上生產，經常在夜里用高欄貨車往外拉污水，到外地排放。該企業沒有污水處理能力，也沒有技術能夠處理。”
因而，《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到周口對反映的問題進行調查。
在到達周口的當天夜里，《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對位于周口市南環路上的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進行了蹲守。
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位于李莊村東鄰，在微微的細雨中，經過幾乎一夜的蹲守之后，《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并沒有發現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開工生產的跡象。公司大門緊鎖，除了門衛室的一盞燈發出一縷微弱光線之外，整個廠區是黑乎乎的。也沒有發現運送貨物的大車、罐車等車輛進出。空氣中也沒有異味兒。
第二天下午，《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走進了李莊村，接觸到了數名村民。
從村民口中了解到，幾年前開發區征收了村東側的一部分土地，不久后先后建成了數家公司企業，其中就包含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而就是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這家村民眼里的“化工廠”，從建成投產開始，就和村民之間鬧得不愉快。村民認為該企業排放的廢水、廢氣污染了地下水源和空氣，嚴重影響了村民們的生產和生活。多年來針對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污染問題，村民一直進行上訪。
村民徐征告訴記者說，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開工生產時，散發出來刺鼻的酸臭味兒就會彌漫整個村莊，嗆得人受不了。尤其其產生的污紅廢水違規排放，造成了地下水污染，地下水已經不能吃了。
當地媒體多年前的一篇報道，從側面印證了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產生廢水、廢氣污染曾經是事實。
2007年7月，當地媒體報道說：“周口益發生物油脂有限公司是我市招商引資過來的重點企業，在政策方面受益很多，而該公司卻憑借自己特殊的身份，不執行環保‘三同時’制度，沒有治污設施，廢水任意排放，沒有經環保部門驗收擅自投產、違法進行生產。一邊是重點保護企業，一邊是環境保護，環保部門的人左右為難。自周口召開集中整治違法排污企業活動動員會后，聯合執法督導小組立即要求該公司進行整改，但企業負責人無動于衷。7月22日集中整治違法排污企業活動小組實行強制措施，依法對該公司予以停產治理。從此，重點企業再沒有任何借口，各種土政策被立即廢除。”
另外徐征告訴記者說：“由于村民一直上訪，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已經好幾個月不生產了。環保部調查組不久前也到周口對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的污染問題進行了調查。”
網上的公司黃頁介紹顯示，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主要經營產品是“大豆皂角為原料生產的脂肪酸”。
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是否對地下水造成了污染，另外該公司是否獲得環評批復、排污許可，該公司是否進行酸化油生產并擁有相關資質？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到周口市環境保護局進行了采訪。
該局辦公室薛姓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說，環保部調查組已經對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進行了查處，目前該公司已經停產。但是由于該局幾位主要領導和相關科室負責人出差、外出開會等原因，《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未能看到相關問題的有關批復文件，以及環保部調查組針對益發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的調查結果。
嚴峻的地下水污染“地圖”
資料顯示，地下水占我國總供水量的20%，尤其是我國北方主要水源。北方地區大概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業用水和33%的農業灌溉用水都來源于地下水。在華北地區，這個比例則達到75%。地下水可謂是關乎國民生計的大事。
30多年來的超采和污染，讓大部分城市地下水水質下降。2013年形成的《華北平原地下水調查評價》顯示，華北平原一半的地下水都已受較重污染，污染物包括無機鹽、有機難降解物以及重金屬；可以直接飲用的一類水只占22％。
據國土資源大調查計劃項目《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調查評價》顯示：華北平原淺層地下水綜合質量整體較差，幾乎無Ⅰ類地下水。其中，直接可以飲用的Ⅰ—Ⅲ類地下水僅占22.2%，且沿地下水流向下游逐漸變為以Ⅳ類地下水為主，至中部平原下游和濱海平原主要分布為Ⅴ類地下水。這說明在華北平原人口稠密地區地下水污染已經到了一個很嚴峻的地步。
長期以來，地下水污染因為其自身的隱蔽性，以及生活中并鮮少由于地下水污染導致典型的惡性事間發生，因此地下水污染并沒有進入公眾關注的視野。
然而近年來由于河北滄州“紅豆局長”事件、山東濰坊企業地下排污傳聞等，地下水污染問題開始受到官方和民間的關注。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長期以來一說到污染問題，人們往往把關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空氣、地表水、土壤污染等，事實上，在“先污染后治理”發展思路指導下，在“唯GDP論”發展宗旨下，地下水受到的污染與我們的空氣、地表水、土壤受到的污染同樣嚴重，并且在治理方面，地下水污染治理要比空氣、地表水、土壤污染治理，更難上百倍千倍。可以說當前我們面臨的地下水污染已經極其嚴重，而未來對其治理將更加曠日持久。
馬軍介紹，地質部門對地下水污染有一個初步調查結果，這可以說是目前我國地下水污染情況的一個“地圖”。該調查顯示，我國90%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有機和無機有毒污染物的污染，“三氮”是最為普遍的地下水污染物，尤其是在農村和農業種植區，亞硝酸鹽、硝酸鹽和氨氮都存在普遍超高的現象;其次即是重金屬污染物，珠江三角洲主要是鉛超標、淮河流域則是鎘超標、華北平原是砷超標、長江三角洲則是鉻超標，主要分布在城市和工礦城市。
另外通過對比《2013中國國土資源公報》與之前兩年同類《公報》，《中國產經新聞》記者發現，我國地下水水質仍在逐步變差，地下水污染日益嚴重。2013年《公報》顯示,我國地下水水質較差和極差兩項的占比達到59.6%,超過了水質呈優良、良好、較好三類所占的比例。而2011年和2012年,較差和極差級水占比分別為55%、57.4%。
馬軍說，中國地下水污染已經到了不得不正視、不得不從根本上遏制的時候了，再不治理，不僅是農村地區，城市也將難有清潔的水源。
地下水污染治理難
馬軍介紹，地下水作為可再生資源，其更新頻率和自身自凈這一過程非常緩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環境與生態破壞，往往長時間難以逆轉，這是地下水污染治理較難的客觀原因。而部門職能分工不清、GDP發展觀念導致的地方監管部門缺位、社會對地下水污染危害性方面認識不足、技術層面上人類還沒有找到一個十分有效的治理地下水污染的手段等，這些又構成了地下水污染治理困難人為方面的原因。針對目前我國地下水污染的范圍、嚴重程度，有媒體報道稱我國的地下水污染治理需要的時間是——1000年。即使有人覺得其中有危言聳聽的成分，卻也真正道出了地下水污染治理之艱難。
目前針對水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往往針對的是地表水污染治理，而對于地下水污染治理方面的制度規定仍然缺乏。
2011年環保部、國土部與水利部聯合公布了《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該《規劃》表示，到2020年對典型地下水污染源實現全面監控，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基本建成。該《規劃》已獲國務院批準，但并未明確資金渠道，落實難度非常大。而地下水污染治理方面的資金需求，數字又是巨大的。有報道稱，上世紀80年代，日本測算治理地下水污染需要800萬億美元。
同時，業內人士擔憂，“環保部、國土部與水利部聯合公布，就是說三個部委‘都管’，‘都管’往往形成‘都不管’”。
事實發展證明，業內人士的擔心并非多余，一些地方出現了“環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的現象。
在河南某地環保局采訪時，《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見到該局辦公室工作人員薛某，表明來意后，薛某讓記者去市行政服務大廳國土局窗口，找市國土局法規科王科長。在記者要求下，薛某幫助打通了王科長的電話，電話中王說企業的環評批復、排污許可、國土部調查結果等資料不在法規科。
薛某又讓《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去1129房間找陳姓科長。到了該房間一毛姓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說：“陳科長去廣州了，她的柜子鎖著，材料拿不出來。”
然后記者到了該局局長辦公室門口，門牌顯示在崗，人卻沒有在。敲了兩個副局長的辦公室門，情況也一樣。
該局辦公室主任常某告訴記者說，領導有的是出差，有的是去開會了。“門牌上顯示的在崗情況，是沒有來得及換”。
在該市國土資源局采訪，當時是周五下午。常某告訴記者說，“下周一一上班就向領導匯報，然后把相關資料通過郵件傳過去”。并向記者要了郵箱號。
然而直到發稿，半個月過去了，沒有收到相關郵件。期間兩次打通了常某提供的辦公電話，均沒有人接聽。
我國地下水污染治理注定面臨一個艱難的過程。因為其面對的是制度建設方面亟待完善、技術層面的空白、地方政府和基層主管部門工作的低效、數額巨大的資金缺口，以及仍處在“進行時”污染惡化現實。
馬軍說，地下水污染治理，可以說是一個全社會的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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