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兩位荷蘭學者A.Y.霍伊科斯賈（A.Y. Hoekstra）和A.K.查帕干（A.K. Chapagain）提出“水足跡” （water footprints）時，他們也沒有預想到這一概念今天會引發人們如此強烈的共鳴。隨著全球水資源的進一步萎縮和消費者運動的興起，企業在這方面面臨的拷問也日益嚴峻和急迫。
與此前被廣為傳播的“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不同，“水足跡”不僅僅衡量水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所消耗的數量，更重要的是，水的耗費和污染更具有隱蔽性、長期持續影響力和資源不可替代性。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石化燃料還可以找到替代性的能源，但對企業生產和人類生存須臾不離的水資源來說，人類至今尚未能找到其替代品。中國水資源短缺，水污染嚴重，以水處理為主業的高科技企業當然充滿了想象空間，2010年的水務行業很快成為A股市場的一個熱點，新上市的兩只涉水新股都有不俗表現。重慶水務[8.75 -0.57%]以“供排水一體化、廠網一體化和區域市場壟斷”三大特點受到投資者的追捧，5.28元的發行價首日便上漲到12.10元，漲幅73.35%，成為年內上市的大盤股中首日表現最佳的品種。隨后的創業板股票碧水源[114.99 -0.87%]勢頭更猛，初始的發行價為69元，上市當天即以145元的價格高開110%，收盤價152元，輕松成為兩市最貴股，甚至有人發出“水比酒貴”的感慨。與重慶水務不同，碧水源受追捧的原因是以膜生物反應器（MBR）為核心技術的水處理概念。可能沒多少人能聽明白什么是膜生物反應器，但這絲毫沒有影響投資者的狂熱。
如此看來，水務應當是個來錢很快的行業。然而，股市以外的水務市場卻是另外一幅景象，還有不少企業尤其是城市自來水企業處于虧損的邊緣。據中經網統計，2009年1月到8月，我國1723家城市自來水企業中有795家是虧損的，約占46%；246家城市污水處理企業中有66家是虧損的，約占27%。水務企業虧損存在諸多原因，諸如成本上升、管理不善等，但關鍵原因還是出在水價上。我國水價的平均水平較低。據國家發改委測算，從絕對數值看，我國平均每立方米水價為0.31美元，德國3.01美元，美國0.74美元，巴西0.65美元，日本、中國香港約為3美元；從相對數值看，我國水費支出占家庭全部支出的比例為0.6%，比國際一般水平2%低了不少。居民排污費從1999年才開始全面征收，現在的平均收費水平約合每立方米0.9元，也屬偏低。
一邊是股市對水務概念的追捧，另一邊卻是水務企業面臨的水價偏低的經營壓力，兩者反差甚為強烈。股市價格反映的是投資者的預期，這一反差說明投資者的預期和現實之間還存在很大的差距。預期能否變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政府的決策——水價是否上漲？只有水價（包括污水處理費）上漲，水務公司的收益才能提振，才可能支撐高昂的股價；否則，水資源消費低價格和高消耗的矛盾只會愈演愈烈。
近年來，政府對于水價問題的處理呈現出一種兩難困境。溫家寶總理在2008年和200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分別提到，“適當提高排污費、污水處理費”，“積極推進水價改革，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非農業用水價格，完善水資源費征收管理體制。”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各大中城市紛紛決定上調水價，蔚為壯觀：北京水價從每立方米3.7元漲到4元，天津水價從2.9元漲到3.4元，昆明水價從2.8元漲到3.45元……水價的集體上漲引起了公眾不滿，人們紛紛質疑：水務公司成本不透明、聽證會變成“聽漲會”、外資水務挾持水價等。為此，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做好城市供水價格管理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各地在推進水價改革過程中要嚴格履行水價調整程序，充分考慮社會承受能力。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時也強調“決不能讓低收入群眾的基本生活受到影響”。但政府自始自終并沒有說要遏制水價上漲，更沒有說要打壓水價。所以，從走勢上看，城市水價不是漲不漲的問題，而是漲多少和怎么漲的問題。投資者對水務概念的追捧顯然也是看準了這一點。
為了穩定民生，政府不會讓居民水價漲得太快，否則就會引起像房地產市場一樣的麻煩，不可收拾。那么，政府會動誰的蛋糕呢？一個可能是耗水大戶包括特種企業和以水主要為生產原料的企業。譬如高級洗浴和洗車店，他們并不是生活必須服務，卻耗費大量水，所以首先遭受調價的沖擊。在北京，2009年底洗車水價由41.50元/立方米調整為61.68元/立方米，洗浴水價由61.50元/立方米調整為81.68元/立方米（一般洗浴價格較低，因為是生活必須服務，政府提供補貼），為全國最高。在這次西南大旱中，云南曲靖首先關掉的也是洗浴和洗車的供水。另一個可能是排污大戶，政府通過提高排污標準及加大執法力度，提高了企業的排污成本。對許多工業企業來說，這比調整水價的影響要大得多，但卻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嚴峻趨勢。據環保部透露，正在制訂的“十二五”規劃將進一步延伸和擴展污染減排的指標領域，適當地增加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的指標種類。
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年中，一些嚴重依賴水資源的行業如飲料、生物制藥、服裝和采礦業等不可避免面臨水價成本和排污成本同時上升的雙重夾擊，這些行業中的企業應當未雨綢繆，早作應對，以免日后身陷困境。以歐盟為例，其27個成員國簽署了《水框架指令》，為進一步實現節水目標，27國統一提高了工業用水質量標準，節水降污效果很明顯。歐盟的河流污染率降低，使用再生水的比例提高。
除了國家政策規制外，環保運動和消費者選擇未來將進一步加大企業利用水資源的風險。目前，全世界約1/3人口生活在缺水的陰影中，隨著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地區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水危機將會持續惡化。尤其在亞洲新興市場上，一方面全球制造業大都盤踞于此，另一方面，大量的環境問題也隨之從發達國家轉移到落后地區，進而成為全球水資源風險最高的區域。以全球兩大飲料巨頭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為例，這兩家跨國公司都曾經因為缺水而不得不一度在印度關閉工廠，吊銷生產執照，并引發當地社區居民抗議，其品牌形象也受到損害。事實上，對于企業而言，節約用水，既降低用水量，也降低排放量，不僅事關其品牌和商業形象，是企業公民實踐中一種最為行之有效的辦法。在國際上，有的企業已經將用水管理做得非常細致，進而測算出企業的“水足跡”。像可口可樂早就被環保團體所關注，這家公司也是產業界最早的回應者之一。對于敏感的水資源難題，可口可樂采取了主動出擊和響應，從2004年開始即將此議題納入企業日常運營管理系統，并于2006年制定出具體目標，要求全球范圍內的800家工廠在以2004年用水量為基準的基礎上，到2012年實現減少20%用水量的目標，廠區用水則要求達到100%的回收再利用。現在，可口可樂每年都會計算出生產廠的水效率（每升可樂產品所消耗的水）。
就對水資源的敏感度而言，包括一些知名跨國公司在內的大多數企業依舊沒有做出正面的回應，一部分企業雖然已經開始關注廢水的回收和再利用，但尚不愿意公開自身的用水量和未來節約目標，在保護水源地、維護生態平衡和披露產品的“水足跡”等方面更沒有提上日程。事實上，對任何一家企業而言，多數節水工作并不復雜，有時哪怕是一點小小的改造，效果卻也很好。在北京港澳中心酒店，洗手間更換了感應式沖水閥，酒店共投資11760元，安裝3個月后節省水費11794元，足以收回成本，往后每年還能節約水費47176元。“水足跡”的運用之妙，全在于企業如何用心做事、成就點綠成金的全新商業形象，而如此利己利人之事，早一天實施早一天受益，正是企業當好社會公民、實現雙贏的務實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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