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部門應以及時回應和專業擔當，做環境焦慮的潤滑劑、環境改善的導航儀，進而成為社會風險的安全閥38名責任人被查處，山西省長治市長被提名去職，長治市環保局長被撤職……引發各方關注的苯胺泄漏事故，在50天后給出了問責結果。
事故直接肇事者是一家化工企業。然而，據調查組結論，當地政府有關部門上報遲緩、應急處置不力，也是主因之一。以“負有重大責任”的長治市環保局為例，是在企業報告事故89個小時后才向上一級環保部門報告，嚴重違反有關規定，且面對大量監測數據不能及時作出正確判斷和建議，在監測數據連續超標的情況下，仍將污染事件暫定為“一般”事件，最終影響并誤導了事故處置。
不按規定上報信息，不能作出專業判斷，作為環境保護的職能部門，如此失職無法寬容。當初，瞞報5天后，長治市長在“瞞無可瞞”情況下向社會致歉時，以三個“沒想到”解釋遲報原因。現在看來，“沒想到”除了有敷衍公眾、避重就輕之嫌，也與環保部門不能及時、準確地提供信息有一定關系。說到底，無論是自己“沒想到”，還是被誤導了才“沒想到”，其背后都是一種失職。
這尤其讓人反思。并非每個地方都會發生重大污染事故，但是，在當前中國進入“環境風險期”與“環境敏感期”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地方會面對公眾的環境焦慮。就像近期，浙江一企業家痛心于家鄉的河流污染嚴重，以“20萬元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公開“懸賞”；春節以來公眾對地下水污染的持續舉報與質疑，也將山東濰坊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我們的職能部門和地方政府，今后要更多面對的，不僅是如何按規定上報信息、及時處置，還要學會面對公眾如何回應，包括如何面對“懸賞”與“舉報”，如何及時核實，作出專業判斷、正確建議。
環境問題已經置身一個全新的時代場景。一方面，信息化讓環境問題暴露后傳播越來越快，留給環保部門解決問題的“窗口時間”越來越短。另一方面，公眾“環境風險感受”日趨敏感，對環保部門更為挑剔，環境問題正在遭遇信息時代和權利覺醒的雙重考驗。環保部門作為保護環境的第一責任人和“最后防線”，理應改進工作方式、跟上時代腳步。在公眾表達環境焦慮時，少一些自我撇清，多一些正面回應，是否更能紓解焦慮、樹立公信？在媒體曝光污染事故后，少一些封閉調查，多一些公眾參與，是否更能查清真相、取信于民？
更應看到，不僅要善于回應，更要體現專業擔當。環境問題具有專業壁壘，環境污染更有“累積效應”，過分依賴“公眾反映—部門回應”，必然導致發現問題的滯后和采取行動的遲緩。現在的環保問題，媒體都在關注霧霾和地下水，但從專業角度看，還有哪些沒有曝光的問題應該防患未然？還有哪些“定時炸彈”需要提前排查？環保部門更應跳出簡單的事后回應思維，將關口前移，更多體現專業性和責任感。
環境問題的獨特性在于，它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容易上升為公共事件，甚至成為群體性事件的引爆點。為避免環境風險發酵為社會風險，環保部門應該以及時回應和專業擔當，做環境焦慮的潤滑劑、環境改善的導航儀，進而成為社會風險的安全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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