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7月21日，一場61年未遇的大暴雨讓北京城遭遇嚴重內澇。其實，北京并非個案，在中國，許多城市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城市防洪排澇工程建設趕不上城市化的擴張速度。但，這也僅是一個表象原因。
盡管雨季已去，但大雨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卻引發我們反思。為探討中國“下水道”存在的問題，人民網采訪組特別策劃了“十問下水道”系列深度報道， 以北京“7·21”暴雨為切入點，多路記者分別走訪北京、廣州、海口、贛州、合肥、青島等十余城市，剖析全國城市內澇現象及智慧做法，將“下水道”問題作為當今一種多發的城市病，為其把脈，尋其成因，并以期探尋解決之道。
一遇暴雨，再華麗的城市，都難逃城市內澇的狼狽命運，這似乎成為了中國城市的通病。
《人民日報》披露，2008年到2010年間，全國62%的城市發生過城市內澇，內澇災害超過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個。突發性的災難，已經成為檢驗城市基礎設施的評估師，而災難前后的應對措施，也成為檢驗城市管理的試金石。
城市排水顯然已經不是某一個城市的問題，它是中國城市集體面對的現代性難題。城市排水也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城市管理等多方面缺陷累積而成的系統危機。一個下水道，幾乎是中國城市病的縮影。
“重地表，輕地下”，城市建設標準積弊
城市下水道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俄羅斯道，地處高寒，降雨量少，城市下水道口徑小埋藏淺；其二是西歐道，如倫敦、巴黎年均降雨量在600－1000毫米之間，下水道寬闊可以行車。新中國地下管線的建設積弊，可以追溯到建國初期。作為國民經濟計劃的具體化和延續，中國在1953年至1957年之間將“蘇聯模式”引入城市規劃，國內各城市在這一時期開始采用一整套以蘇聯為標準的定額指標，高寒少雨地區的城市設計標準，直接套用在疆域遼闊雨水充沛的中國城市上，自然為以后的內澇埋下了伏筆。
城市無節制擴張，破壞區域自然肌理
城市內澇問題，不僅僅源于排水管道，許多原因還出在城市本身。近年來中國的城市高速擴張，往往忽略了城市和自然的和諧之道。城市建設不斷填埋擠占湖泊河道，改變了水系的自然格局。實際上，區域自然肌理比排水管網本身對城市內澇的影響要更大。
首先，城市濕地急速萎縮，城市蓄洪能力下降。城市外部濕地、河流、湖泊等水系對于城市來說具有重要的蓄洪作用。古人說：水滿自溢。沒有地方去， 水自然會泛濫。調蓄系統是城市防洪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由城市水系的湖池河渠組成。在城外洪水困城，城內積水無法外排時，城市的蓄水能力對避免內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其次，城市內部水系阻斷，整體通行不暢。城市建設中，許多城市內河水系被填埋，導致水系阻斷，排水不暢。
曾經號稱“百湖之市”的武漢，50年來近百個湖泊“人間蒸發”。新中國成立之初至今，武漢中心城區湖泊數已由100多個銳減至目前的38個；近30年，武漢市湖泊面積減少了228.9平方公里；近10年，武漢市中心城區湖泊面積由原來的9萬余畝縮減到8萬余畝；目前，武漢的湖泊仍在繼續被吞噬， 湖面不經意地就變成地面，長出一棟棟樓盤。這樣多的湖泊被填埋，武漢一到大雨就變身水鄉，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后，對河流濕地的過度開發，也是造成城市防洪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以北京為例，北京60%以上的河流濕地都在進行旅游開發，其中金海湖、拒馬河、龍慶峽水庫、野鴨湖、玉渡山水庫開發強度過大，對水系自然環境的人工干預過多，破壞了生態環境。
北京“7·21”暴雨中，房山是重災區，主要集中在拒馬河峽谷的坡麓地帶。拒馬河峽谷有京西極佳的山水景觀，如十渡、野三坡(淶源)等，但旅游開發對環境保護及防洪因素考慮不足，旅游設施多沿河而建，嚴重影響了河流的行洪能力，在上游來水和當地山洪的夾擊下必然損失慘重。
地面過度硬化導致地表徑流劇增
對城市排澇起決定性作用的除了地下排水管網之外，還有就是地表徑流。近年來，隨著城市的迅速擴張，城市綠化植被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積的硬質鋪裝，這使得雨水滲透能力大大降低。這種城市建設思維最早源于西方，但是上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國家開始進行反思，認為硬化的地面是“死亡性地面”，會影響地面的生態系統和樹木的生長。在德國，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采用透水材料鋪裝路面，并致力于不透水路面的改造，到2010年全德國城市大約90%的路面改造為透水路面。在德國北部經常降雨的漢堡，很少見到城市路面積水，這與城市透水路面的應用有很大的關系。而在國內，這并未引起城市管理部門的重視。
相關研究表明，一般綠地徑流系數是0.2左右，如果是水泥鋪裝或瀝青道路的話，一般在0.9左右。0.9的徑流系數，就是說雨水落在硬質地面上，只有10%可以滲透到地下，剩下90%要完全靠地下排水管道排除；而如果是綠地的話，將有80%滲透到地下，需要排水管道排除的只有20%。也就是說，面積相同的綠地和硬地，其自身的排水能力相差8倍。一旦降雨量超過排水系統設計標準，就只有積在路面。
先修排水后修橋立交橋地勢過低
城市內澇的根源是，市政管理的“盤子”內解決不了這件事，問題在更早期就已形成。北京許多立交橋容易積水，原因就在于管線位置太低，甚至低過了排水口和河道水平面的高度。
排水的渠道和道路不一樣。道路，可以上坡，也可以下坡。可是水只能往低處流，不會往高處流。假如這個地方原來有一條管道，建在地下不是很深的地方，現在挖了一個立交橋下去，高度比骨干管網還要低，它的水是流不進管網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在立交橋下面建一個泵站，通過泵站把水抽上來，排進地下蓄水池，池子積滿以后，泵再把這個池子里的水抽出來，抽進排水干管里面去。
原來北京是一馬平川，現在為了解決交通堵塞的問題，人為造出了下挖式立交橋。但水是往低處匯的，城市規劃的時候如果考慮得不好，后來想補課就會變得很困難，因為要把城市地面挖開，把地下排水管子再換大，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重污水，輕雨水”雨污合流排洪效率降低
許多城市排水系統建設還存在著另外一個問題——“重污水，輕雨水”。許多城市目前還有相當一部分排水系統采用雨污合流的形式，而污水是造成排水管道堵塞的重要的原因。據北京市水務局數據，北京城區排水系統有超過三分之一屬于合流制，雨水和污水走同一管道。就整個城市范圍而言，排水系統的標準不高，應對每小時30毫米和50毫米的降雨不會出現特別嚴重的積水，雨量一旦超過50毫米，城市內的積水就開始泛濫成災。而且，狹窄的排水管道里還存有大量的沉積物。據統計，北京近八成的雨水排水管道內有沉積物，約一半的雨水排水管道內沉積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徑的10%至50%，個別管道內沉積物厚度甚至占到管道直徑的65%以上，直接影響了城市排水系統功能的發揮。
與北京形成鮮明對比，在日內瓦，日常生活污水和雨水是通過不同的管道進行處理的。生活污水通過單獨的管道流到污水處理站，進行凈化處理，而雨水經過簡單的過濾處理后就流入湖水或其他自然水體。污水和雨水流入不同的管道，含有大量油污的廚房污水不會流入雨水管道并堵塞管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規模降水時造成的城市洪澇現象。
城市水面調蓄能力嚴重不足
城市水面面積是調蓄城市內澇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故宮數百年來幾乎未發生內澇現象，原因之一就在于故宮周圍有環故宮可起調蓄作用的護城河；同樣團城千年以來也未發生水淹現象，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位于具有調蓄功能的北海附近，可以把多余的水排人北海。近年，隨著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不少市區河湖由于被侵占而縮窄或淤積，導致蓄泄洪能力降低；甚至在城市發展過程中部分河湖被填埋(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有湖泊200余個，目前僅存50余個)，市區水面所占比例由5%降低到2%左右，如北京南湖渠地區，原來本是一片洼地。作為北京市排水主干河道壩河支流之一的北小河，現已變成超過20萬人的望京社區。城市水面減少相應地降低了城市內澇的調蓄能力，從而增加了暴雨內澇的發生頻率。
地下管網建設缺乏常規管理和質量監督
隨著城市規模不斷擴大，路網不斷延伸，地下空間日益復雜，相應的管網檔案卻七零八落，缺乏統籌。解放初期的市政地下管線只有少量的自來水、污水，發展到現有上水、下水、中水、電話、電力、路燈、光纜、通訊、信號、煤氣、天然氣、熱力網等等。而這些管線又分別由幾十個單位建設和管理，包括自來水公司、污水管理處、燃氣公司、熱電廠、電信公司、電力公司、部隊和各工礦企業等，如此眾多的管線卻缺少一個統一的協調管理部門。
不僅如此，地下管線的規劃、測繪及檔案資料管理等事項仍然分屬于不同部門，一旦涉及利益分配和具體責任的承擔，不是你爭我搶就是互踢皮球。這種情況下，要解決下水道問題無異于盲人摸象。
除了常規管理外，地下管道的規劃和施工監管也存在嚴重失職的情況。建設前、建筑中和建設后，工程質量往往被忽視，導致低標準建設，劣質材料甚至偷工減料現象頻頻發生。例如，海淀區安寧莊附近某路段排水管道工程，屬于迎奧運市容整治工程，在2008年完工并通過“驗收”。路面變得整潔，但積水問題一直未解決，在2011年進行改造時竟然發現地下根本沒有鋪設管道，僅僅是在路旁挖了幾個小小的滲水井，這是典型的“樣子工程”。然而，經過兩次改造施工，在雨天該路段依然會嚴重積水，而改造問題卻不了了之。
不難相信，這僅僅是冰山一角，在全國范圍內究竟有多少這樣的劣質工程，不得而知。這些半成品、冒牌地下排水工程所構成的城市排水系統，被暴雨屢屢擊潰也就不難理解了。
面對“暴雨”城市應急管理脆弱
與北京“7·21”暴雨幾乎同期到來的，是7月24日凌晨到達香港的韋森特臺風。這是香港13年來最為嚴重的臺風侵襲，卻沒有造成人員死亡。香港特首將其歸功于及時的災前預警。早在23日下午，香港天文臺就頻繁發出警告信號，在其掛出8號風球后，除了電視、廣播、網絡、手機等傳送訊息外，地鐵、 商場、住宅小區、醫院等公共場所都會懸掛預警通知，預警信息傳遍整個香港，全港隨即有條不紊的避風應急：公司職員提前下班回家，漁船返港，電車停運，大型公眾活動取消，消防人員、醫護人員和警務人員堅守崗位，隨時待命。
雖然在2003年“非典”之后，北京就著手建立突發事件應急預案體系，但從媒體對“7·21”雨災的報道來看，紙上預案與現實中的抗災能力之間存在很大差距，不少關鍵節點還存在著種種缺陷，一些一線工作人員無所適從，公共資源未充分利用。
城市應急管理是由各部門聯合啟動的系統工程，在各部門自行其是，行政門檻高企的今天，要讓北京如同香港一樣，面對災害事前預警，事后井井有條的搶險救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發展中國家共性問題順應自然，系統解決
城市內澇，并不是中國獨有，快速的城市擴張，使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基礎設施顯得異常脆弱。2011年夏季的大雨，整個東南亞地區總計已有776人死亡。即便是經濟發展較好的曼谷，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上世紀中期曼谷的人口不到100萬，全國的城市化比例不到10%。然而今天，曼谷都市區的居民估計達到了1200萬，全國人口超過1/3居住在城市里。在自然災害多于世界其他地區的亞洲，這種模式被不斷地重復。
下水道，僅僅是中國城市病的縮影，要根治城市內澇，需順應自然之道，從整個城市系統改造入手。
包括新城區的選址修建需多考慮地勢和水系，高標準嚴要求建設地下管道；嚴禁填埋水系河道，適度恢復城市濕地湖泊，增強城市的自然蓄洪能力；鋪裝高滲水率的地面，增加城市綠地面積；加強地下管線的檔案管理，加強城市應急管理和部門協調能力……要做到這些并不容易，需要更長的時間，更多的耐心，如果僅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每一年都將會重復類似的悲劇。
編后：
長期以來，相關部門對城市防澇缺乏足夠認識，使得“重地上，輕地下”的思想難以扭轉，而急功近利的城市躍進破壞了城市自然肌理，硬化地面增多、 植被綠地減少、河道水系消失，排水管網陳舊老化……城市建設的監管缺失也為內澇埋下了隱患，而脆弱的應急系統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城市內澇的損失，這些都是城市內澇背后的系統原因。請關注下篇報道：已建成的城市排水系統如何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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